本文来自豆瓣网友:似云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每日豆瓣”，回复“今晚我有空”，看看大家晚上都在看什么。 七月份去了阿赫玛托娃位于圣彼得堡喷泉屋的故居，除了二战期间在塔什干的三年，她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居住，朴素的小花园，灰暗的走廊，几乎没有装饰的房间，如同女诗人生命中那段黯淡的岁月。 喷泉屋 花园里女诗人的雕像 简陋的厨房 走廊上的杂物 走廊然而即使是如此简陋的房子，也并不真正属于她。房子真正的主人是她两段失败婚姻后的伴侣普宁。1926年，阿赫玛托娃搬进这个家时，普宁的妻子并未搬走。这跟当时苏联紧张的住房情况有关，但整个家庭氛围的尴尬可想而知。1928年阿赫玛托娃与第二任丈夫希列依科正式离婚，但普宁并没有跟他的妻子离婚。虽然普宁是阿赫玛托娃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的伴侣，但他们一直没有办理过正式结婚手续。即便当时的苏联婚姻法规并不那么严格，即便阿赫玛托娃本身不是在意形式的人，而且她的感情也很难在一个男人身上长久停留，但她在这里居住期间，寄人篱下的感觉想必一直伴随着她。搬到这里之前，阿赫玛托娃已历经坎坷。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虽然曾追求她多年，但在婚后并不珍惜她。她的第二任丈夫希列依科，需要的是妻子而不是女诗人，他曾把阿赫玛托娃的手稿扔到茶炊里付之一炬。1921年，古米廖夫被捕枪决，尽管已离婚三年，但前夫的死还是将恐惧深深刻进了阿赫玛托娃的心，“恐怖。在一团漆黑中收拾东西。月光照着斧头。墙那边传来不详的敲击声。”写下这首诗的女诗人也许并未意识到，从此以后，这样的恐惧感将在她接下来的大半生中如影随行。 书房 书房这是普宁的书房，书桌上还有他的手稿与书，墙上是他与家人的照片。书房的另一边是一个简陋的红沙发。普宁曾对阿赫玛托娃说，这是你的房间。然而，书桌永远属于普宁的，只有沙发与沙发前的矮方桌属于阿赫玛托娃。据普宁的女儿回忆，“我很难想象阿赫玛托娃坐在书桌前的样子，因为她总是躺在沙发上读书或写东西。” 餐厅搬进喷泉屋后，阿赫玛托娃的生活并未迎来舒心，她甚至每天不得不和普宁的妻子女儿在一张桌上用餐。1929年，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子列夫·古米廖夫也住了进来，但他连多吃一块肉都必须看普宁的脸色。与普宁在一起的日子，阿赫玛托娃很少写诗。一方面是她的诗歌已被禁止出版，更重要的是，生活或许让她暂时失去了心灵的激情与自由。1938年，她终于与普宁分开，但因为找不到住处，她只能搬去另一个房间，他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 除了生活的极端贫穷，那段日子里，身边不断有人被捕已成为生活常态，特别是普宁与列夫的短暂被捕，以及好友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与死亡，让阿赫玛托娃感受到了恐惧的再次来临。“在诗人的卧室里，恐惧和缪斯同时守护在旁。黑夜降临，不知何时是黎明。” 这是阿赫玛托娃1938年与普宁分开后居住的房间。她在这里一直住到1941年秋天，直到德国进军苏联，她被苏联政府匆匆转移至塔什干。就在她搬进这间房子时，她唯一的儿子列夫再次被捕。在营救与探望儿子的过程中，她开始书写《安魂曲》。1957年，在诗集已完成十多年后，阿赫玛托娃回忆了写诗的缘起做为诗集的代序：叶若夫迫害猖獗的年代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十七个月的队。有一次，有个人把我“认了出来”。当时，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嘴唇发青的女人，从我们习以为常的麻木状态中惊醒，她趴在我耳边问道：“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？”我说：“能。”当时，像是一丝微笑掠过曾经是她的那张脸庞。在诗歌的书写过程中，阿赫玛托娃不敢将它们写在纸上放在家中，她只能将诗句悄悄托付给朋友，让他们记在脑海中。那些日子里，楚科夫斯卡亚是喷泉屋的常客，她曾回忆起自己深夜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默默地一遍遍背诵刚刚读到的诗句，生怕忘记一个单词。 这是阿赫玛托娃1944年由塔什干返回圣彼得堡后居住的房间。战争终于渐渐远去，但刚回到圣彼得堡的阿赫玛托娃却面临新的打击，她曾想过与之一起生活的加尔申已静悄悄地娶了一名护士，阿赫玛托娃只能再次回到喷泉屋，所幸她一直牵记的儿子终于在1945年被释放回家，战前的恐怖气氛似乎在慢慢消散。1945年，在这间房子里，阿赫玛托娃见到来自英国的柏林。柏林曾回忆起：“屋里布置得非常简陋——我猜屋里的所有东西事实上在围城期间都被洗劫一空——不是被抢走就是被卖掉。屋里放置了一张小桌子、三四把椅子，还有一个朩柜子和一张沙发，壁炉没有生火，在壁炉的上方还挂着一幅莫迪里阿尼的画。”即便身处如此简陋的环境，阿赫玛托娃在柏林心目中却是一个“仪态高贵”的女人。“她举止从容，道德高尚，容貌端庄而又略显严肃，而且表情总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。我向她鞠躬致意。看起来我做得非常得体，因为她的尊容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一位女王。”在这间房子里，伴随着一盘煮西红柿，他们的聊天持续了整整一夜。这次会面对他们二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对柏林来说，与阿赫玛托娃的交谈让他看到反抗奴役、追求自由精神的俄国现象，刺激着他在余生发出更加坚定的自由捍卫者的声音。对阿赫玛托娃来说，因为会见来自英国的柏林，围绕她的因为迎战德国而暂时缓解的气氛瞬时紧张起来，很快她就发现房间被装上了窃听器，她的儿子也再次被捕。她又陷入战前贫穷、恐怖的困境中。1946年，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将阿赫玛托娃称为“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”，阿赫玛托娃不但不能再发表作品，甚至成为各种攻击对象，她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立之中。1950年代初，随着斯大林的去世，阿赫玛的处境才逐渐好转，在这期间她也搬出了喷泉屋。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，她终于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，甚至有机会出国访问。如果阿赫玛托娃一生是一首哀伤的长诗，那她在喷泉屋居住的时光应该是最悲伤的那一段吧。然而即使是在最黯淡的岁月中，女诗人也依然有着创作的灵性之光，她最重要的两部诗集，《安魂曲》和《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》，基本上都在这里完成。在这几间简陋的房子里，诸多细节上也流露出浓浓的书卷气，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。 餐厅中的普希金画像诗人的光芒是超越时代的，贫困、悲伤、恐惧、孤独、嘲讽、谩骂都不可能将其掩埋。正如她早年写下的关于普希金的文字：“整个时代渐渐开始被称作普希金时代。他战胜了时空……在昔日他们曾翩翩起舞并对诗人造谣中伤的那些宫廷大厅里，如今悬挂着诗人的肖像，保存着他的书籍，而他们可怜的影子却被永远逐出大厅。人们还在谈论那些气势雄伟的宫廷和宅第：普希金经常来此，或者普希金未到过此地，而对其余的一切不感兴趣。”她的名声也许没有普希金那么显赫，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她困居在这里时光，那种感触又何尝不是如同她当年回头去看普希金呢？ 手稿参考书目：《阿赫玛托娃传》，阿曼达·海特，东方出版社《苏联的心灵》，以赛亚·柏林，译林出版社《俄罗斯的安娜》，范斯坦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每日豆瓣”，回复“每周荐书”，获得每周推荐好书。